传统的文学观认为，长篇小说是对一个时代的集中、形象的记录。如今这个观点已受到创作实践的挑战。90年代后期的长篇小说作品，时代特征已由浅显而变得隐蔽。
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可称是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。小说对上海的描写更注重空间特点，而刻意淡化其时间特点，人们并不能从中判断出这是哪一时期的上海，这个时代印记不明晰的上海，完全被艺术化了。
作家的艺术探索应当受到尊重，然而“历史：淡化还是深邃”这个设问有待于人们共同讨论。
历史小说首先应当尊重史实，然而到了90年代，作家们纷纷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人物，甚至走到戏说的程度。近来一些史学家和文化学者对小说《雍正皇帝》提出种种质疑，对小说中有关雍正皇帝的形象塑造和人格美化，提出了激烈批评。
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，普遍存在把历史人物个性化和追求片面深刻的做法。赵玫的《武则天》《平阳公主》带有自觉的女性主义色彩；张笑天的《太平天国》，切入点也放在“复仇”主题和男女情爱上面；唐浩明的《杨度》试图通过一个人物来表现一个时代，而评论界认为其美化了杨度。
反映现实生活，揭示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，在90年代成为长篇创作的热点地带。张平、周梅森等中年作家应势而起。张平的长篇小说大都投注着较大的“纪实”光影，《抉择》《十面埋伏》则选取更具“焦点”色彩和传奇味道的题材。周梅森以宏大的制作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，《人间正道》《天下财富》《中国制造》系列长篇小说，成为近年文坛上一道并不多见的热点风景。而批评界对此类小说的评价不一，褒贬泾渭分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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